也就是说，一半的房产税都给了基层政府。

随着大量美国金融资本涌入中国，随着中国日益受制于世界工厂这个紧箍咒，中国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势必日益凸显。战略是纲、是思想路线、是规律性的东西，战术是目、是叙述和体现纲的东西、是围绕着纲而展开的东西。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资本过度积累的方式还会持续，这是由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是由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所决定的，而且，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是这种过度积累造成的阶段性结果，因此，对于这个阶段、这个历史时期发展的必然性，应该有比较充分的估计。所谓阴暗的、悲观的和危机的一面就是指：当今世界经济产业结构本身，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它突出表现为工业化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已经不再占据支配地位，而与去工业化相伴随的，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和高科技方面的垄断地位的形成，在这个新结构中，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已经日益成为世界新型经济产业结构中的低端。马克思这样指出：如果丧失了作为劳动力、原料基地和市场的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就会陷入危机，但是，一旦中国发展起来，一旦中国加入世界生产—销售的链条，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就会被挤破——这是马克思运用两极相联定理得出的洞见，但是，毛泽东则补充指出，从结构运行视野看，显然还有第三种状态，那就是对于西方列强来说，中国既不能灭亡，当然更不能发展起来，即对它们而言，中国存在的最佳状态，便是半独立的依附，而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以当前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为例：中美之间之所以在短期之内并不会发生大的军事冲突，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之所以是大趋势，中美关系总起来说之所以是乐观的，按照毛泽东式的分析，就是因为美国需要中国——更直白地说，就是美国需要中国这个最大的世界工厂，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美国的金融资本如果不能与中国的制造业相联系，它也就无法变现，即无法实现剩余价值。而与那样一种几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势不同，当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经过长期准备，孤注一掷，妄图灭亡中国、妄图独霸中国利益的时候（例如在抗日战争爆发那样的情势之下），中国人民所遇到的危亡难局是空前的，但是，它却使得全中国人民结束内乱、一致对外，也使得国际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日本的独占，从而形成最广泛的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这样一来，中国革命的高潮反而因此会到来。

而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因此，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方才这样说：所谓中国亡国论和速胜论，都不是建立在清醒的战略分析之上，因此都是错误的。要保护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就要从维护当前中国土地基本制度和其中的宪法秩序开始。

国家进行财政再分配的能力来自其获取财政收入的能力。这个土地食利者阶层的收入正是目前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维护中国的基本土地制度当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其鲜明特点是消灭了特权的土地贵族集团，没有人再可以凭借其占有的土地来剥削他人，以及可以不劳而获成为土地食利者。其表现为：一是以土改为核心的平均地权运动。

在当前中国农民数量庞大，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的情况下，国家如何通过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财政支农政策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可持续基础，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如果没有经过彻底资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国家（如印度）就会形成土地利益集团，因为他们具有土地所有权，而处处要求作为土地所有者而拥有的特权利益，若国家要取消这种利益，必然会引起这个土地利益集团的激烈反抗。

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大一统、传统的人口众多地域差异极大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土地财政，中央公共财政才有能力在全国范围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在全国推进区域间的财政再分配，才能为九亿农民提供转移支付，以及更好地建设国防，持续发展战略产业，有效支持国家中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农地制度安排中，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国家和集体未通过土地要素分享剩余，相对平均的土地占有（承包经营权）使农民可以相对平均地分享农地收益。在全国相当部分的城市政府收入中，土地财政收入与公共财政收入相差无几。

如果土地完全私有，特定区位农民土地由农用转为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全归农民所有，则在中国特定区位的农民（主要是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农村），就会因为农地转为建设用地而获得巨额土地利益。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之一即是打击封建贵族土地利益集团。尤其是在财政收入中，农业所贡献财政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当前印度，其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巨大土地利益集团，其封建性，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拉美亦是。

正是凭借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在这一制度安排中土地食利者阶层未能形成，中国可能获得快速经济发展。因为地方土地财政的瓦解，中央财政为了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不能不将更多中央财政用于地方建设，结果就是，中央财政用于建设全国性重大基础设施，用于平衡地区差异，用于转移支农，用于发展战略产业的能力大为下降。

中国土地公有，地利共享，消灭土地食利者的法律，可以称作中国土地制度中的宪法秩序，是中国20世纪资产阶段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成果，这一成果在当前中国现实中的表现就是，土地特权利益集团已经作为一个阶级被彻底消灭了，没有人再可以声称自己是特定土地的所有者，从而要求这块土地上的超出个人劳动的特殊利益。如果土地利益集团进入到中国经济发展剩余的分配中，在中国目前发展阶段，将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当前国家财政最为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公共财政，主要是工商税收。一旦有了这个土地食利者阶层，他们凭借自己是特定位置农地承包经营者的地位来获取超额利益时，当前具有极其重要作用的土地财政就瓦解了。新世纪国家取消农业税费政策，是通过政策调整，让农民分享到更多农业发展的收益，前提则是中国工业化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经济结构的主体已转变为工商业，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城市，农业税费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微不足道了。二是土地财政，即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地方政府正是有了土地财政收入，才能建设相对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地方政府才能更好地经营城市、发展经济。一是以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为基础的集体土地制度和在此基础上的建设用地国有化制度。

这样一来，处在特定位置的总数只占中国农民5%的城郊农民，就可能因为可以获取农地转为建设用地收益，而一夜暴富，成为获取大量土地收益的食利者阶层。而从宏观上看，在参与中国经济发展剩余分配的四大主体中，之前主要是资本、劳动和国家权力参与分配，其中国家通过再分配调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当前参与中国经济发展剩余的主体主要是资本和劳动。

如果没有土地财政的收入，地方政府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就势必要依靠中央财政，或者改变当前中国公共财政体制中央独大的格局。此外，国家每年向农村转移的上万亿元财政资金则是国家财政再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地财政的来源及其影响土地财政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收农民土地、高价卖出土地，来获得土地财政收入。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并一定是要获取资本平均利润的，土地利益集团参与中国经济发展剩余的分配，若是侵蚀到资本的利益，资本就会流走，因此，土地利益集团首先要挤占劳动的收益。

土地财政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进行经济再分配，必须要有可供分配的资源。中国有9.4亿农村户籍人口，其中绝大多数都仍然生活在农村且与农业和土地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使中国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土地食利集团，经济发展城市扩张所带来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增值收益的主要部分成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并最终成为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用于了国家发展战略和调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即成为再分配的一个部分。正是通过财政再分配，弱势的农业产业和弱势的农民群体可以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

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如何可以得到持续发展，是国家必须要重点考虑的政策问题。当前给农民的各项补贴当然也是国家经济再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而中国经济结构的主体已变为工商业之后，这样的农地制度安排就相当于在国家层面进行的再分配制度的一部分。这两者都与特定区位农民个人的努力无关，而只与土地政策属性（土地用途管制和偏紧建设用地供给）和自然属性（土地不可移动）有关。

其后果就是，不劳而获的土地食利集团进一步挤压了中国劳动力所付出劳动的收益空间，中国社会的经济收入更加不公平，经济发展更难持续。通过农业补贴来发展农业，是现代国家所普遍采取的政策措施。

地方公共财政主要用于养人，要想做事，就得靠土地财政，这就是所谓公共财政养人，土地财政做事。地方政府可以低价征地高价卖地获取收入的原因：一是土地用途管制和国家为保护耕地而采取偏紧建设用地供给政策。二是城市发展带来特定位置土地的增值。现在则要加上城郊人数很少、分利能力却极大的土地利益集团。

农地制度安排是国家再分配制度的一部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经济不断发展，农业占中国经济总量的份额不断下降，目前农业份额占中国GDP的份额只略微超过10%，中国主要经济份额来自第二、三产业，主要依托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已经消灭了土地利益集团，这是中国20世纪两次伟大革命的重要成果，其在土地制度上就体现为前述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因此，这使中国经济可以为资本提供较好的赢利环境，可以让劳动获得基本的收入条件，可以为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更具竞争力提供基础，也就为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快速发展和快速城市化的可能。目前，中国每年有超过万亿的支农扶农财政资金，应是在当前中国已经初步实现工业化后，以工哺农、以城带乡政策实践的一部分

包括对加快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立、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农地改革等等，都提出了很多很有见地的意见。但是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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